“被迫”写的自传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正好分享一下。供学生们参考。

吴金闪自传

1977年11月30日出生在浙江省兰溪市张坑乡上吴村。父——吴迪平和母——黄云弟都是农民。我的父亲识字不多却喜欢给我读《杨家府演义》和《说岳全传》。现在想起来,见识不广,却每每胸怀天下。我的母亲是我们家的脊梁和道德的典范。村里的老一辈的人都非常喜欢她。每次衣服破了需要修补,手上脚上被刺扎了,都来找我的母亲。很多时候,我自己的衣服都需要我提醒我的母亲很多次才会得到修补,别人的衣服总是很快就可以补好。这也促使我后来很小就自己学会了缝纫和做饭。在我的性格形成上,我的父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也先把别人的事情做好,再来考虑自己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一个仅仅作为辅助者的角色。我也胸怀天下,希望有一些自己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的方法,不仅仅能够提高自己,还能够影响更多的人。由于有这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我的父亲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很高。我想这也影响了我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我的父母还非常好客。我们家经常是一群朋友们、村民们相聚的地方。我父亲酿的酒和我母亲的手擀面在我们村是非常有名的。现在,我自己的孩子也特别喜欢让我做一堆食物来和她们的小朋友们分享。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

1984年入浙江省兰溪市张坑乡上吴小学。整个小学期间,班里的门钥匙是我保管的。我需要每天最早去开门,最晚锁好门回家。当然,我家离学校非常近。我的小学老师每次发现有同学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马上就做惩罚(例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靠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双手保持水平半小时),但是这个惩罚完了以后就完事了,没有后效,不计账。下次如果再没有做作业,继续实行独立的惩罚。因为这种就事论事的惩罚机制,我通常仅仅完成自己喜欢做的作业,例如最难的或者最有意思的题。与其做没有意思的问题,不如被惩罚一下得了。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还被要求每周给同班同学讲解一次数学习题课,教一次唱歌。尽管这些做法是受当时的教育条件所限,但是,我得到的东西非常的多。首先是责任感,其次成就感,还有得到了小朋友们的信任。

1989年入浙江省兰溪市张坑乡初级中学。在这里我遇到的物理老师让我开始思考和认识这个自然的世界,语文老师让我开始思考和认识这个社会。在那个个年代,尽管没有后来普遍和严重,腐败和滥权的问题,还有对农民的剥削和漠视,已经很常见了。这个时候开始的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使得我的责任感成长为的社会责任感。这个学校,就像之前的小学以及后来的高中,有非常民主的气氛(后来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一位好校长——伊桂采)。例如,当我和我的语文老师就“给青年们的一封信”的语法结构产生了分歧的时候,我的老师的做法是把语文教研组的几位老师召集到一起来讨论,而且是完全平等的讨论。后来由于没注意时间,过了学生就寝时间,我就在老师的帮忙下翻墙回的宿舍(那个时候我们的宿舍在学校外的农户家)。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讨论问题的时候人人平等,这些对我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1992年入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在这里,我继续要给大家答疑、每周教大家唱歌、给大家出试卷的标准答案。我以及另一位同学和物理、数学老师有协议,我们不完成作业,但是需要负责物理、数学的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些灵活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尽管是在少数学生身上才会出现,却表明一种非常好的理念:因材施教和引导。记得有一次,我忽然(之所以突然是因为我已经拒绝过被选上去背书)被选上去做自由主题的英文演讲,原因是前一天来我们班听英语课的英语老师和校长觉得我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是自己的话,自己想说的内容。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鼓励每一位学生都用自己的话,说自己想说的内容,那教育的大部分目的就达到了:成为有思想的人,活的人。我受不了言不由衷受不了人言亦言,我想可能跟这个高中阶段的培养是有关系的。

199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对物理学和数学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促使学生来思考和理解物理学和数学的老师,例如王家銮、漆安慎、裴寿镛、梁灿彬、杨展如等。在这里我体会到可以真正地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对这个快乐的体会比较深刻,我经常不能很好地区分需要科学分析的问题和不需要做科学分析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会用对待科学问题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在科学问题的讨论上,我喜欢用反问法来启发大家一起思考。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的问题提上,我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伤害到其他人的感情。可是,我分不开。我是一个科学至上者,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后来,看到美剧《The big bang theory》才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物理学家都有。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很好地分开。

2002-2003年,在系统科学系做研究工作。期间,推动了系统科学系的研究团队在复杂网络和经济物理学两个方向的建设方面工作。体会到我们能够通过努力make a difference。这个也是我后来选择回到系统科学学院的原因。

2003年-2011年,入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以及之前的Simon Fraser University,后转入UBC),完成物理学硕士、博士的学习。在这里,我体会到,UBC以及很多国外的学校在课程体系建设、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质量、研究生研究活动的指导与质量等方面,远远超过国内的学校,尽管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国外的好的高校在系统化培养研究人才已经走了几百年了,我们国内的高校才有几十年的经验。这个是完全不能相比较的。所以,除了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和扩大自己的视野之外,我花了一定的时间参与教学活动和学生活动,得到了一些关于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的经验。

2011年到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工作。主要开展量子输运理论、科学学、博弈论、汉字学习以及更一般的学习方法,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纯粹的科学主义的人,我在研究方面的思考毫无疑问是深入的。但是,同时,也是广泛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广泛。太广泛了,以至于都不可能我同时来完成。同时我还建设《系统理论基础》、《量子力学》、《物理学导论》、《概念地图学习方法》等课程。从小学到现在,我一直在当老师。我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考和经验毫无疑问也是深刻和独特的。可是,如何在现实社会来实现这个独特和深刻的想法,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在本学院推进科学管理的建设来实践在科学管理方面的设想。在这些方面,我都需要进一步找到更加合适的方式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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